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建立和完善，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份之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13年底，西安市社会组织达1400多家，陕西全省达2万多家。这其中，各种类型的商会约占30%左右，与市场经济联系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类协会、公会等又约占30%左右。二者之和占了社会组织总量的60%以上。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社会自我管理，丰富和充实社会民主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大趋势、一件大好事。如何健康推进，党和政府从国家大层面上在深入考虑、顶层设计，深化多方面的行改的、体制的改革，以顺应这种社会趋势和需求；而作为商会自身是否认识到位、行为正确、自律自觉，也是健康推进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结合陕西浙江商会、西安市台州商会自我建设中的一些思考和体会，谈一些观点和意见，与同行同仁和相关方面交流共勉。
一、商会的延革和作用
商人与商品、市场伴生在一起。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看，商人—商队 —商帮—商会的文明进化历程，就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文明进步、进化的历史。古今中外，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步，无不是商品因商人而聚集，市场以商品而繁荣，产业以市场而兴旺。聚商是经济之魂。
我们今天重启丝绸之路，在更多层面、更大范围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即源于我国一千四百年前自秦汉以来持续了几个世纪、几百年的古丝绸之路。当时，陕商（秦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因为陕帮的作用，陇右“富甲天下”，八百里秦川成为“天府之国”。以陕帮为首的中原陕、晋、齐、鲁等商帮以国商的面貌出现，秉承家国一体的精神，生意做到西亚、中东、西欧，用商品、商业、商品技术、商业信息构筑起人类社会长达数万里的商贸经济驱动带，与沿途各国联手，共同筑就了数万里范围的国际经济繁荣区。及至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后，水路凭借船载较旱路车载马驮更好的经济性，逐渐取代旱路丝绸之路的主体地位，闽越、粤海、洞庭、宁波、龙游等商帮逐渐兴起，并做大做强，在繁荣东南亚、中西欧和东非一带经济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经济的发展。
1899年，我国出现民间草拟的商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开始出现民间商会模式；1902年，上海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我国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4年颁布《察定商会简章程》、《商会章程附件六条》，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商会法。1905年元月，天津商会正式成立，为我国近代第一个完全商会。民国5年，即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颁布《商会法》；1927年，重新修订颁布《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这期间，我国商会组织快速发展。至今，我国许多商阜重镇，包括古丝绸之路的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南、北疆的一些经济重镇，还保留的清末民初的陕西会馆、山西会馆、云南会馆、闽越会馆等等，这些商帮会所，就是我国近代的商会。
西方成立商会较早，法国1599年在马耳塞市成立商会，是西方最早的商会。近二、三百年间，西方进入完全商品经济社会，商会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协调者、自律者。英国商会在西方具有代表性，其宗旨是“帮助盈利组织获利的、有力的、非盈利组织”，作为私有界的代言人与政府联系，反映企业意见与要求，对政府制定政策施加影响。其下的行业商会“苏格兰威士忌协会”，会员企业商品占据市场份额的95%，行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民间组织，虽然没有执法权，却挑有监管和打假两项职能。会员企业原料、工艺流程不符合国家标准与规范，协会会起诉会员企业甚至将其除名。同时，协会在全球范围与当地市场法规部门合作，打击假冒伪劣，维护行业和会员权益。协会还极力推动科学饮酒、理性消费，维护消费者利益，引导整个行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作为商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相对欧洲更为成熟，商会不仅组织会展、举办讲座、出版刊物、制定产业规划，促进会员企业发展，还代表会员向政府争取有利的立法支持，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经贸关系；还制定行业规范规则，引导会员自律。商会成为商企届最具有影响力的社团，甚至能以竞选捐款和组织竞选票源，来影响政府的更迭。
新中国以来，前3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商会出现的条件和空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商会也于1988年起的外贸体制改革中首先出现，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商会发展逐渐进入高潮。
综上所述，综观古今中外，商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份之一。结合我国特色实际，其作用主要是：
一是聚合力量，抱团发展。以乡情、行情把企业聚合起来，使单个的企业由“一根筷子”合成为“一把筷子”，摆脱单打独斗的困境，抱团竞争谋财。在增强对外竞争力的同时，内部互助共济，提高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和空间。目前在西安浙商各异地商会中普遍建立起互助金机制，会员自愿联合，义利兼顾，市场化运作，为会员企业提供应急小额借款或银行转贷，大帮小、强帮弱，有效促进会员企业共同发展。
二是维护利益，减少企业发展阻力。西安市台州商会建立了政府部门（纪委、监察局投资环境监察中心）、法律援助机构、新闻媒体和商会四位一体的维权机制，近两年收到会员投诉20多件，件件都以会员满意的结果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廉政建设和改革，密切了干群、政企关系。
三是沟通政企，便利下情上报，上情下达。党和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发展民营经济、招商引资、开发项目以及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等等，需要听取企业意见，再不需要四处奔走，只要走进商会，就可以听到商会平时汇集掌握的情况，或者商会可以短时间内召集起会员企业会议，政府可以便捷地面对面与企业交流沟通。企业借助商会这个平台，可以间接由商会反映意见，也可以参加会议，直接向政府提出诉求。近年来，西安市台州商会这种活动每年都有10次左右。
四是行为自律，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商会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随着政府的简政放权，商会承担许多行业标准制定、企业评估、社会调查等职责，商会的自律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例如打击假冒伪劣，政府不遗余力，耗费巨大人力财力成本，效果不显著；而商会介入，就省时省力效果好。如前些年伪劣打火机充斥市场，不安全、不耐用，给消费者和正规厂商都带来危害，政府花大力打击，收效不大。而温州烟具协会起来治理，规定凡入市者都必须通过协会质量检测中心，否则就不配做温州人，群起而攻之。结果，短时间内情势改变，假冒伪劣不见了，新的创新品类增加了，产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皮鞋、服装、眼镜、拉链等等浙江的一些小商品、大产业，走的都是这条路子。商会功不可没。
五是参政议政，民企私企人士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作为单个的企业家，见市长、书记难；而成立商会后，许多情况下，不是会长要见市长，而是市长约见会长。浙江人在陕西经商办企业成立商会，商会主要领导人在省、市（区）、县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达近百人，有的还是家乡、陕西两地的双重代表、委员，每年提出的议案、提案上百件；担任人民检察员、法院陪审员、工商监察员、执法监督员等社会职务的更达数百人，“外来户”也能直接参政议政。在争取和维护自己行业和群体利益，展现商会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当地政治、经济、民生的全面进步发挥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二、商会的建设与自律
商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但是，这种地位的体现与作用的发挥，却又取决于自身的建设与自律。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打铁先得自身硬。自身不硬不强，登不上那高位，担不起那重担。这其中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即理念、价值观和运作方式。
首先，要解决商会是什么、商会做什么、商会怎么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问题，明确了，悟清了，行动上才会自觉。有一句俗话讲得好：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从学习开始，从深思熟虑开始，学无止境，思无边际，商会工作会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越办越好；从追风赶潮吃喝开始，好吃好喝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或许就是收场之日。商会就会成为“伤会”，有名无实，不能持久。时下，这种商会约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其根由就是不明白商会是什么、商会做什么、商会怎么做这样一个关于商会安身立命的根本性也是持久性问题。
其二，要建章立制，除了总的章程之外，要依据章程基本要求，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必要的工作机制，把必须做的、应该做的和不能做的、不应该做的，以商会制度、规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规范起来，弘扬正能量，规避负能量，使商会各项工作制度化、持续化向前推进。同时，要制定会员自律公约，把大家的理想信念和实际行为均约束在基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行业操守之内，共同为民族和国家的富强梦而努力奋斗。西安市台州商会在制定会员自律公约的同时，还开展了“争先创优，争做美丽中国人的活动”，号召会员把“争先创优，争做最美中国人”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努力使商会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美丽群体。会员群起响应，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2013年被授予陕西省、西安市先进商会光荣称号。
其三，要建设好一个团结有力的领导班子。人心齐，泰山移。领导集体团结有力，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定期举行会议，聚合集体智慧，不断改进推动工作。同时，要求会员的，自己首先做到做好；号召会员的，自己带头行动，做出样子，商会工作才能贴近会员要求与期望，才能富有生机和活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担当起更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
其四，要有一个前瞻思考、精心谋划的团队。商会一般都聘请了名誉会长、顾问等参谋团队。要让它名副其实，不可有名无实。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高参一般学识渊博、经验丰厚，他们是否真关注商会、是否真为商会的今天和明天着想效果大不一样。商会领导成员大多企业经营经验多，而社会团体组织工作知识经验少。扬他们之长，正好补自己之短，不断有新的策略、办法、点子充实工作，对商会工作大有裨益。
其五，亟需《商会法》。商会的存在与作用，根本点在于商会的独立性。但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面前，其独立性往往受到冲击，难以界定，甚至难以自保。商会的许多自保措施如何界定、许多资源如何合理合法共享、如何处理好联合合作与可能出现的新的商业垄断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社团追求群体利益最优化的冲突等等，都需法律来保护和约束。希望引起国家高层重视，尽快制定颁布商会法。